“中國留學生可以來美國學莎士比亞和《聯邦黨人文集》，他們不需要來美國學習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2020年4月，美國參議員湯姆·科頓的這番言論，引起中國民眾廣泛關注。

　　自中美貿易戰開啟以來，美國在高新技術領域已采取了諸多硬隔離舉措，諸如收緊留學生簽證、圍堵華裔科學家、打壓華為等，科頓的言論隻是這些政策的慣性延伸，不足為奇，但少數神經脆弱的國人，已經有了天塌下來的幻覺。

　　不可否認，中國和美國在科技發展方麵，整體上還有較大差距，美國在科技領域圍追堵截，也必然給中國科技發展帶來諸多不確定性，可是，由此生發末日情緒，卻是過度悲觀。這些年來，中國已經習慣了在崩潰與威脅的圍觀中前行，遇水架橋逢山開路，篳路藍縷，螺旋上升。

　　不過，美國這一係列舉措背後，是否隱藏著中美前沿科技知識體係的脫鉤風險？雖還有待進一步觀察評估，但是，凜冬將至，絕非危言聳聽，必須未雨綢繆。未來一段時間，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敘事語境中，創新型人才如何培養，科技發展如何突圍，這些，都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討。

“錢學森之問”與民國大師論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錢學森之問”是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反思和提醒，同時，也觸及到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的重大議題。

　　當下，每每談及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中國教育問題，“錢學森之問”首當其衝，與之關聯的另一個話題，則是“民國大師論”。

　　長期以來，在民國粉心目中，民國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大師輩出，燦若星辰。

　　不可否認，民國時代的確湧現出一批學界大咖，在中國學術史上承前啟後，但是，如果以此否定當下的中國教育，則十分牽強。

　　對於民國時代的大師群體，有何特質特點，我們有必要從不同維度進行再認識。

　　首先，大眾耳熟能詳的那些民國大師，往往是以人文社科類為主。

　　一方麵，這是延續千年的中學本體慣性使然；另一方麵，民國適逢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風起雲湧，西風東漸中西交彙。

　　古老中華厚重的文化帷幕，在世紀輪替之際被撕開一角，異域山川的別樣風景漸次映入眼簾，於是，那些跨越晚清民國兩個朝代的學者，如陳寅恪、梁漱溟、熊十力等，恰逢“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東西方文化的衝撞融合之中，以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和敏銳的學術直覺，開一代風氣之先，也是自然之事。

　　其次，那些在民國時代成長起來的自然科學領域的大師，如錢學森、錢三強、郭守懷、楊振寧、彭恒武等，他們隻是生長於民國，或深或淺接受過一些民國的基礎教育，爾後受賽先生影響，遠赴歐美求學。

　　真正成就他們大師地位的，主要是西方的高等教育體係。

　　在《錢學森的最後一次係統談話》一文中，就提及錢偉長、談家楨、郭永懷等著名科學家，都和錢學森本人一樣，是加州理工學院出來的。

　　可以說，那些後來為新中國“兩彈一星”等千秋偉業立下不朽功勳的科學家，如果一直生活、學習在民國，不經歐美高等教育熔爐的淬煉，沒有當時世界最高水準知識體係的加持，恐怕，他們很難登上學術之巔。那些被後世所景仰的名字，也不會如此璀璨奪目。

　　再者，自1840年始，列強入侵，山河破碎，中華民族搖搖欲墜，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中國知識分子刻骨銘心的家國情懷，激發起巨大的曆史自覺，促使他們上下求索，遠渡重洋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奮發圖強，救亡圖存。

　　而且，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正是經典力學向廣義相對論、量子力學過渡和挺進的曆史時期，是大工業文明席卷歐美的曆史時期，是迄今為止人類曆史上兩場最殘酷的世界大戰集中爆發的曆史時期。

　　單就自然科學而言，這些曆史大背景，極大促進了數學、物理、生物、化學諸多學科的蓬勃發展，生逢其時的知識分子，有著不可思議的曆史機遇。是故，和那些自然科學領域民國大師同時代的歐美學界，更是群星閃耀，光芒萬丈。

　　必須承認，當時的歐美高等教育體係，為那些後來成為中國科技發展中堅力量的大師們的培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他們的成長成功，與民國本身的教育關係不大，和民國所處的特殊曆史時期深度關聯。

　　在那樣一個國家混亂、社會失序、階層撕裂、價值多元的大變局時代，各種因緣際會，造就了這些大師，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但終歸是曆史之幸，中華民族之幸。

科技創新之生態支持係統

　　筆者認為，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否突飛猛進，取決於知識體係、資源投入、產業發展和法治環境，四位一體，才構成創新發展的生態支持係統。

　　第一、創新需要知識體係做支撐。任何科技創新，都不會是無源之水，錢學森、楊振寧、王淦昌等科學家所取得的理論或技術突破，和他們在歐美高校接受的完備知識體係訓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沒有現代科學理論功底，所謂創新往往是沙丘建塔，譬如國民黨將領黃維，被俘後癡迷於研究永動機，由於違背了熱力學定律，最後不了了之。

　　和那些民國時期走出國門，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的科學家相比，新中國成立後，由於西方國家的封鎖圍堵，中國和歐美之間在科學知識體係方麵，基本處於脫鉤狀態。這種情況下，除了建國初期，被派遣去蘇聯學習的那一批留學生之外，大多數中國年青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很少有機會接觸到當時最前沿的科學理論，更沒有機會接受西方知識體係的學習訓練；兼之一段時間內，國內高等教育走了些彎路，這些客觀因素，都對中國的科技創新造成了一定影響。

　　改革開放後，隨著高等教育體係逐步完善，中西方學術交流趨於正常，中國的科技創新開始加速。

　　但是，作為知識熔爐的大學及其科研機構，在國內生長發育時間尚短，和歐美高等教育上千年、數百年的曆史相比，在知識體係積累傳承的深度和廣度上，仍然存在代差，還需奮起直追。

　　另外，由於市場經濟的影響，很多優秀年輕人熱衷金融、貿易等專業，來錢短平快，整個社會變得浮躁，搞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能夠耐住寂寞搞科研的年輕人，為數不多。這些，都對中國的科技創新事業，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損害。

　　第二、創新需要資源投入做支撐。科學技術領域的創新發展，是一個不斷探索、試錯的過程，往往需要巨量資源投入，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種資源消耗戰。

　　中國“兩彈一星”的研製過程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沒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製優勢，沒有勒緊腰帶尋求關鍵突破的雄心壯誌，“兩彈一星”不可能那麼快取得成功。

　　當然，整體而言，新中國成立後，較長一段時間內，由於經濟發展不充分，綜合國力不強，物質資源無法支撐全領域的科學技術發展，隻能在國計民生最重要的領域，集中資源進行突圍。

　　不過，這種資源上的製約，幾乎是每個發展中國家都會遭遇的創新困境。

　　整個20世紀，歐美國家在科技領域的領先發展，與其綜合國力的領先基本是對應匹配的。

　　近兩年，關於中國是否上馬大加速器的問題，物理學界展開爭論，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大加速器投入巨大且前途未卜。

　　日本政府砍掉超高能直線對撞機中心(ILC)項目，美國下馬超級加速器項目SSC，同樣是因為投入巨大。

　　可見，除了少數理論研究工作，科學技術領域的重大創新發展，都和國家實力密不可分，因此，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穩步上升，中國在各個科技賽道的發展，都將進入突破期，這是肉眼可見的未來。

　　當然，善待科技工作者，解除其後顧之憂，更是加大資源投入的應有之義。

　　第三、創新需要產業發展做支撐。中國物理學界有一些科學家支持建設大加速器，主要是希望通過這一項目平台，帶動高能物理研究。

　　實際上，幾乎一切科技創新，都離不開科研平台的巨大勢能，這種平台，可以是大加速器這種單一工程項目，也可以是“兩彈一星”這種國家工程，還可以是華為這樣的產業龍頭。它們既能給現有理論的實踐實現提供物質支撐，又能推動科技理論的縱深突進。

　　道理不複雜。沒有“兩彈一星”工程的上馬，中國科學界在核物理方麵的積累傳承，不會有現在的厚重底蘊。

　　沒有華為這樣的世界級電信巨頭，中國在5G領域的發展，很難取得領先優勢。

　　沒有馬斯克的 SpaceX，火箭回收利用技術的突破可能要延遲多年。

　　基礎科學研究，需要國家投入資源搭建平台，長遠規劃，長期攻堅，而在一些應用技術領域，由於一些突破性創新需要和產業發展緊密結合，一般企業難以承擔起這種任務，隻有華為、穀歌、三星這些超級產業平台，才能持續提供創新所需的充沛能量。

　　因此，隨著華為、阿裏這些萬億量級龍頭企業的崛起，中國科技創新必將更上一層樓。

　　第四、創新需要法治環境做支撐。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是影響科技創新的因素之一，這一點，對於產業層麵的創新尤為關鍵。

　　一個企業投入巨額資金進行研發攻關，可是產品研發成功之後，還沒有回收成本，各種山寨產品就已鋪天蓋地，這樣的市場環境，勢必導致劣幣驅逐良幣。

　　企業研發動力不足，進而又會導致整個產業始終在低端徘徊不前。因此，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於促進各個產業領域的創新發展，意義重大且深遠。

　　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市場經濟不完善，大小企業習慣了野蠻生長，一度導致中國製造成為粗製濫造的代名詞。

　　不過，最近幾年，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越來越重視，有鑒於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在科技產業領域的創新，會如同華為5G一樣，取得更多突破。

大變局背景下的突圍之路

　　當下世界，又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美貿易戰和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科頓關於留學生言論的背後，是美國精英階層妄想遏製中國崛起的長期戰略圖謀。

　　當然，在全球化仍然占據一定優勢的情況下，美國要搞知識壟斷，全麵拉下“科研鐵幕”，沒有那麼容易。

　　首先，歐洲未必跟進，沒有合圍之勢，美國孤掌難鳴；其次，全球產業鏈深度嵌套，產業不脫鉤，科技體係很難自行脫鉤。

　　而且，我們更要看到事情有利的一麵，特別是和“兩彈一星”時代相比，中國已今非昔比，高等教育體係漸趨完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GDP總量全球第二，加之市場法治環境日漸向好，整體上，中國科技創新所需要的生態支持係統已經形成，且具有了一定的自生長能力，是故，當下美國想徹底圍堵中國，恐怕心有餘力不足。

　　當然，總體而言，由於中美之間實力依然存在明顯差距，形勢錯綜複雜之際，我們尤須穩住陣腳，見招拆招，穩步前行。

　　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進程，可以被幹擾，不能被打斷，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更是舉足輕重，麵對美國隨時可能抽梯子的狀況，我們的科技工作者需要繼承“兩彈一星”精神，隨時準備進行科技領域新的萬裏長征。

　　獨木難支，突圍需要合力。教育方麵，服務國家戰略需要的強基計劃適時推出，體現了國家層麵的憂患意識和高瞻遠矚。為經濟社會發展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源源不斷輸送到各個領域，這是未來幾十年中國教育的最大使命與曆史擔當。

　　另外，在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當下，中國社會應避免快樂教育論調蔓延，削弱奮鬥意誌。社會層麵，當下和未來一段時間，最需要做的，就是對甚囂塵上的拜金主義和消費主義，予以糾偏，這涉及到整個社會價值觀的引導。

　　特斯拉和SpaceX公司的掌門人馬斯克在接受美國主持人喬·羅根采訪時，談及巴菲特，馬斯克如是表達：巴菲特的工作很無聊，整天看一大堆財務報表，隻是想弄明白可口可樂和百事哪個更有投資價值。他認為，有太多的聰明人涉足金融和法律領域，應該讓更多人去創造產品。

　　馬斯克所提及的美國現象，在中國也具有普遍性，可是，中國和美國不同，作為發展中國家，支撐國家發展的，更應該是工業產能、高新技術，而不該是房地產、金融泡沫和虛擬經濟，因此，必須把最聰明的大腦最優秀的人才，配置到科技工作崗位，這是當務之急，否則，科技創新可能淪為空談。

　　中科院研究員顧淑林在回憶郭永懷的文章中，提及郭先生曾經和她說過的一句話“要坐得住，不去趕熱鬧”。

　　在當下這樣一個網紅大行其道的社會氛圍之中，年輕一代的科技工作者能否坐得住，茲事體大，甚至攸關全局。

　　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係統考慮，其中，為科技工作者配置更多社會資源，十分必要。

　　這方麵，可以借鑒國家對於軍人的優待政策，譬如在子女入學、就業就醫、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諸多方麵，為科研人員配置一些優質資源和特殊政策。

　　通過製度設計彰顯導向，讓廣大科技工作者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少一些後顧之憂，從而能夠耐得住寂寞，安心鑽研學術。

　　麵對美國新一輪“卡脖子”製裁，華為公司在其官微上掛出一張圖片：一架二戰中被打得像篩子一樣，渾身彈孔累累的伊爾2飛機，依然堅持飛行，終於安全返回。和這幅圖片匹配的文字是：除了勝利，我們已經無路可走。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華為的這種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敢於勝利的勇氣，正是當下中國社會所需要的。因為，惟有如此，我們才能不斷突破封鎖線，排除萬難，爭取勝利。

　　作者：陸建國，江蘇省連雲港市贛榆區教育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