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麵對新的世界文明變局，我們迫切需要改變思維。改變思維既要回歸本源，又要更現代。量子思維既是最前沿的，又與老子的學說相通。如此中西之和、古今之和、科技人文之和，正昭示著人類文明新的曙光。科技與人文在現代社會的“糾纏”表現為科技重塑人文、人文引導科技。現代科技可以為人文學研究提供新的理論工具、研究材料和技術手段；應該發揮倫理學對於科技創新、人類生活的引領作用，建構中國人自己的知識體係。新時代的大學肩負著“育人”“文明”“發展”三大使命。立德樹人，需要三種精神要素的統一，即以質疑為第一要素的科學精神、以關愛為第一要素的人文精神、以使命為第一要素的信仰精神。

　　問：錢校長，您好！《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開設了一個新欄目“重啟科技與人文的對話”。非常感謝您百忙之中，接受這個新欄目的訪談。

　　錢校長您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時又一直關注人文學術。2012年，您出版了哲學隨筆《改變思維》。您出任華東師範大學校長以來，推出了一係列舉措，包括五個“+”行動計劃，數字人文項目“曆史跨度全球視野中的老子學說及其大數據分析”、“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國際化研究前沿”、“音樂畫的腦知機製和對兒童教育發展的作用”、“跨越時空和學科及生命的量子學說和量子思維”戰略項目等等，為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研究的思維轉變與創新發展注入強勁活力。您的一係列演講與訪談，也深刻體現了科技與人文之間的對話。

　　今天的訪談，特別想聽聽錢校長關於以下問題的見解：如何從文明變局的角度理解我們這個時代？如何通過改變思維，推進科技與人文的深度融合？文明體係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什麼？中國可以為世界文明貢獻怎樣的知識體係？作為一所教師教育領先的研究型綜合性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如何理解自己的使命擔當？

　一、文明變局與改變思維

　　錢旭紅 ：人類文明麵臨前所未有之變局，這是我們思考問題的大背景。我們要看到，在如此巨變、災變之後，人類文明的新曙光正劃破夜空，顯露在遙遠的地平線。從當前的現實來看，麵對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逆全球化的傾向，我們中國會麵臨什麼樣的形勢？反思後疫情時代的危機，高等教育麵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我們麵對的最大的問題是逆全球化，甚至某種程度的去中國化。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如何獲得國際生存空間，形成新的發展機遇？我們教育最大的危機在於，教育的質量支撐不了我們國家對於創造和創新的迫切需求。我國高等教育原來提出的“雙一流”方案是在過去可以模仿跟隨的國際形勢下製定的。麵對新的形勢，我們要重新思考，如何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創新性思維，最後是否能夠把中國變成人類文明新的源頭之一。十幾年前我就有一個擔憂：我們整個的技術進步、整個國家發展當中，有多少文明的內容是自己獨創出來的？多少科學技術的原創是來自我們的？答案不容樂觀。

　　反過來說，我們之所以無法成為文明的源頭，是因為我們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缺乏滋養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和創新性思維的氛圍。無論是從一個國家，還是從一個文明而言，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解決國家的競爭力、人的競爭力。而競爭力要怎樣著手解決？那就應該從批判思維、創造思維和 創新思維這些方麵展開。而想要擁有這些思維，就必須在思維方式上有一個更大的進步。

　　我認為，我們現在給予學生的，或者整個社會擁有的思維是不全麵的，甚至是殘缺的。這一問題 在疫情發生以後，就會變得更緊迫。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一流大學許多在美國，在歐洲、日本等也有不少一流大學。大學，特別是一流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要能夠給政府和社會提供眾多的未來預備方案，幫助解決十年後國家乃至世界文明麵臨的重大問題。大學肩負著麵向未來的重大“文明使命”。

　　問：您關於“改變思維”有一係列論述，對我們很有啟發。

　　錢旭紅 ：我確實一直強調“改變思維”。所謂“改變思維”，不是指一種思維向另一種思維的轉變，而是強調在多種思維中的轉換選擇。“改變”的前提是同時擁有多種思維，否則談不上改變。比如，一個人同時具有烹飪的思維方式與數學的思維方式，那在處理現實問題時，就可以實現思維方式上的選擇。

　　問：您還提出super-thinking，這是指超越性的思維嗎？

　　錢旭紅：我說的super-thinking不是指某一種特定的思維。所謂super-thinking，就是講，不僅僅是單一的一種思維方式，而是有多種思維方式，具有超越性。但是，我們現在的學生培養，包括我們社會上的很多人士，基本隻有一種思維方式，因此無法形成思維間的跨越。

　　問：這是說，我們要超越某種既定的、單一的、壟斷的思維？以前我們對“改變思維”的理解，恰恰是強調要不斷地超越以往的思維，總認為新的就是好的。

　　錢旭紅：對。一個思維具有壟斷性，說明這個思維方法具有相當的正確性。然而，當把一種正確的思維方式無限擴張以後，就把其他的思維方式都阻滯或消滅了，這就走向了其自身的反麵。這裏的“反麵”即是說，當新的問題產生時，便無任何應對方法。

　　問：錢校長，您提出了“思維”與“思想”的區分，強調理論思維之外還需要想象力。這些提法不由讓人想到中國現代哲學家金嶽霖先生。金先生在《論道》這本書中認為，“思想”包括“靜的思想”與“動的思想”。“動的思想”講的是思維曆程，“靜的思想”則是思維的成果。金先生又區分了“思”與“想”。“思”就是思議，偏於概念思維；“想”就是想象，和您強調的“想象力”多有重合。金先生的學生馮契先生也很注重思維問題。馮契先生認為：“中國人一旦接觸西方的文化，就不能不意識到邏輯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和中國人的弱點。”在他看來，邏輯和方法論的問題構成了中國近現代哲學的四個主要論爭之一。換言之，馮契先生是把思維問題放在“古今中西”之爭或者說中國現代文明生成的背景下進行考察。

　　錢旭紅 ：改變思維本身也有一個“古今中西”問題。怎麼改變思維？既要回歸本源又要走向更現代。

　　第一，要回歸本源。我與哲學界人士看法一致，中國人更偏向於辯證思維，而形式邏輯思維比較少。但是，這種狀況是近一千年、近幾百年才有的思維傾向，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此。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時期，文化、思維、精神方麵都非常輝煌，之後才逐步地萎縮。因此，很重要的一點，我們就要回歸本源，想一想為什麼春秋戰國時期產生了像老子、孔子、墨子這樣的人物。第二，是走向更現代。“更現代”是強調量子力學等等是否給我們展現了一種更新的思維的可能性。

　　回歸本源，才會有新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就像宇宙大爆炸，隻有回到它最初大爆炸的時候，才知道世界的本源就是相互關聯的。然後，才可能有各種新的可能性。又比如幹細胞技術，幹細胞和功能細胞區別在什麼地方？幹細胞可以衍生出各式各樣的體細胞和功能細胞。但在功能細胞階段，腎髒細胞變成眼部細胞是不可能的。那這怎樣處理呢？這就必須先倒回去，先通過誘導變成幹細胞，比如用手掌的一個細胞誘導變成幹細胞，由幹細胞重新再出發變成眼部細胞，這是有可能的。講這一點是想說，我們要挖掘自己民族的本源，恢複一些被沉默的基因。可能我們丟掉的或被忽視的，正是我們自己所獨有的。在此基礎上，再借助其他的參照，即借助現代科學發展的參照走向最前沿。

　　對此，現在遇到最大的問題有兩類。第一，完全按西方的思維模式，可是仍沒有走到最前沿，基本還停在牛頓時代，所以我們和最前沿是脫節的。第二，完全否定自己，不知道我們自己曾經有過非常好的基礎；抑或是充分肯定自己，完全無視世界的發展、科技的發展，所以，常常會看到危險的民族虛無主義、民粹主義等表述。

　　問：一方麵回歸本源，一方麵走到最前沿，這兩者恰恰可以很好地結合起來。

　　錢旭紅 ：而且這兩者之間有相通的地方。

　　問：這也可以說是“返本”與“開新”的辯證。剛才您講到“本源”，是不是可以理解為“開端”。如阿倫特所說，對當今人類困境的解決，最終還是要回到開端，回歸本源上去尋找。開端蘊含著無限可能性，隻有基於此才能開出最前沿。

二、量子與老子、科技與人文的糾纏：人類文明的新曙光

　　問：一方麵，改變思維意味著能夠在不同思維方式之間變換；另一方麵，改變思維需要回歸本源、走到前沿。那麼，回歸本源、走到最前沿的思維將是一種怎樣的思維呢？

　　錢旭紅 ：我個人觀點，能回歸本源的思維、能走向前沿的思維就是老子學說和量子思維，這兩者竟然相互兼容並相當程度能互通，體現出中西之和、古今之和、科技人文之和。老子學術不僅僅是中國的，更被世界自覺接受；量子思維不僅僅是屬於科學的，也是屬於人文的。最前沿的思維是量子思維。量子力學的思維方式集中體現在波粒二象性，即，光既是波也是粒子。按照我的體會，僅僅這麼說還不夠。更完整的說法是下麵三句話：光是波也是粒子；光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光隻是光量子。兩千年前，一定程度上國人經道近釋，理解接受了一些佛學的思想，故有禪修。宋代禪師青原惟信把自己一生的禪修經驗概括成三句話：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隻是山，見水隻是水。這幾句話廣為人知，其實其中也已經有了某種類似於量子思維的思維方式。

　　量子思維的基本特點是，所有的觀察結果和觀察者都有極其密切的關係，你不能絕對地、分割地看一個問題。這也關聯到量子理論所講的“測不準”。用通俗的話來說，“測不準”講的是，世界因你而不同。你和這個世界是相互作用的，隻在你看見它的那個瞬間，原始的光量子就因你而“坍縮”，成為你看見的那個景象。

　　問：禪宗還有著名的“雲門三句”：涵蓋乾坤，截斷眾流，隨波逐浪。錢校長關於量子思維的三句話也許可以稱為“量子三句”。

　　問：量子思維是最前沿的，是開新；但它在什麼意義上也是返本、回歸本源？

　　錢旭紅 ：量子思維跟老子學說是互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相當程度的測不準，類似於多態疊加、糾纏關聯、恍惚測不準一類的描述在《道德經》中，比比皆是。量子三句重視“三”，老子也重視“三”。老子講“三生萬物”。從思維的角度來理解，“三生萬物”提醒我們要注意事物的多樣性、差異性、複雜性、創造性。當你遇到什麼事情，或者進行分析，或者講話，找三個不同的切入點或者支點，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整體。《道德經》應該算得上經典中的經典。總共不過五千言，但你可以從人文的角度看、可以從理工角度看，也可以從國家治理角度看、甚至可以從軍事角度看。《道德經》中看似短短的幾句話，實則是告訴我們一套思維方式、一種方法。《道德經》的一大特點，是它告訴你方法，但沒告訴你結論。結論為何，需要自己去思考、去想辦法。

　　我們中國曆史是有自己的文化傳統的，有自己的文化信仰。以前講儒道釋，這本身是對的，我們不能否定這個。不過，從一個科學研究者的角度來講，更容易從老子的角度進入。老子的學說，直接講自然，也講人。相對說來，孔子的學說，直接討論的內容以人和社會為主，其他方麵談得相對比較少，所以孔子的學生子貢才會感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在現代社會中，人、自然已經很難完全分開了。這就是說，為什麼在科學界，歐美研究者和社會更容易更樂意並主動接受老子的思想，因為自然生態和人類社會是有非常密切關聯的，但以前我們基本把它們隔離開了。

　　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整個文明當中，具有世界性的，第一是老子的學說，第二才是孔子的學說。但是我們多年來已經習慣了，都是重點推崇孔子。老子的學說中有一點很突出，他不主張過分的人為推動。老子學說在海外傳播過程也是一個“無為”的過程，沒有借助哪一種外力。這樣一來，凡是對老子有認同的人，都是發自內心的，這就是它的影響力。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文明來講，應該要有能夠影響全世界的東西，這正是我們所缺乏的。否則，就沒有辦法和別人有共同的話語。如果我們最後僅僅是融入西方世界，那我們必定是被動的。若是我們邀請他們融入我們的體係當中，那必須拿出讓別人願意接受的體係。這一體係最好是具有先進性的，能夠和其他文明溝通的。在我看來，老子學說是最合適的。

　　問：量子力學有一個術語叫“量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按照我有限的理解，它說的是不同的粒子在相互作用之後形成了一個整體，即便把粒子再分開，它們之間仍然有關聯，仿佛存在奇妙的超距作用。不知道是否恰當，我想借此說明老子和量子之間的關係：老子和量子，一個屬於“古”居於“中”，一個居於“今”屬於“西”，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但是，經過錢校長的運思之後，老子和量子發生了某種奇妙的“糾纏”，生成一種錢校長稱之為“量子思維”的新東西；它既是老子學說又是量子理論；它既不是老子學說(《道德經》本身沒有這樣講過)，也不是量子理論(普朗克、愛因斯坦、薛定諤、玻爾、德布羅意、海森堡、狄拉克等人也都沒有這樣講過)；它隻是量子思維。

　　問：剛才錢校長提到，人與自然很難完全分開。我覺得，這方麵的一個表現，就是科技與人文在現代社會很難完全分開。不僅有老子與量子的糾纏，而且還有科技與人文的糾纏。

　　錢旭紅 ：這個說法好！科技與人文的糾纏關聯，具體可以表現為科技重塑人文、人文引導科技。先說科技重塑人文，以量子論為例。1900年開始提出古典量子論，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又出現了現代量子論。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今天的文明按產值計算，可能幾乎百分之九十都是基於量子論的。比如藥品設計創造方麵，要是沒有量子力學、量子化學，就不可能有現在的藥品；又如材料方麵，包括現在使用的電路、網絡、手機、電視機。但是，因為量子論比其他理論艱深難解，不容易普及。量子論的討論基本還僅限於學術界、自然科學界，還沒有完全走進人文學。這樣就可能存在一個脫節：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可是從來不知道這個時代的量子論對我們生活其他方麵的影響。不過，我個人觀點，過去一百多年，量子論顛覆了整個自然科學與工程，估計再過一百年，就有可能顛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

　　問：您認為，如果量子論要對人文學有所顛覆的話，它會表現在哪些方麵呢？

　　錢旭紅 ：先說一個方麵。以前我們認為，符合牛頓力學就可以稱為是理性的，是可以精確預測的。可是世界上能夠精確預測的事情很少，尤其是涉及人的很多方麵的預測，是根本無法做到精確的。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社會科學是非理性的、不可預測的。但將來可以用量子論中的“測不準”理論來預測。所謂“測不準”，不是說沒有可供測量的規範。相反，“測不準”是有專門規範的。所謂規範，就是說在什麼情況下可以測準多少、什麼情況下的測準率比較低，在哪一些地方出現得多、哪些地方出現得少。它是具有判斷性的，是一種科學規律，是一種關於“測不準”的科學規律。以前我們認為非理性的東西，到最後可能發現它是有規律的。我們不能講它是理性，也不能講它是非理性。

　　問：這能不能理解為，量子論可以為人文學提供新的理論工具？這讓我想到，深受量子論影響的現代科技還可以為人文學提供更為具體的、技術層麵的研究工具，比如說“大數據”技術。在我看來，“大數據”可能首先是人文學研究的新材料，以往人文學者解讀文字、聲音、圖像，現在要學會解讀數據，學會透過數據看到一些前人所沒有看到的關聯；但同時“大數據”也是基於數據庫、雲計算等計算機技術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人文學完全應該加以充分利用，實現人文學研究的升級換代。華東師範大學在傳統人文領域具有積澱深厚的特色優勢，“5+”計劃在推動不同學科之間的融合、數字與人文的結合方麵取得了很大進展。您顧問指導的數字人文項目“全球視野下的老子學說”，可否理解為對如何實現科技與人文深度融合的探索？

　　錢旭紅 ：確實如此。“老子項目”旨在描繪出兩千年來老子學說在全世界傳播的路線圖，涉及哪些人，在不同的國家它以什麼樣變異的方式來表達，影響了社會(包括科技與人文)的哪些方麵，從而探索中國思想文明走向世界的最佳路徑。項目強調“曆史跨度”“全球視野”。曆史跨度，也就是說跨越幾千年；全球視野，即是不僅僅從中國，而且重點是不從中國來看待老子學說。從研究方法上來說，它除了專家解讀之外，的確特別重視大數據解析。就現在發展而言，數字是遍布所有領域的。數字不僅僅屬於科學，數字也屬於人文、也屬於藝術。但是，在人文、藝術領域似乎用得很少。這就存在很大問題。“老子項目”用到大數據分析，希望能夠起到一個示範作用。

　　問：關於“數字人文”，我有一點疑慮。我們用大數據研究老子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也許可以成立一門“老子傳播學”；再比如，我們對哲學進行知識社會學研究、統計學研究，可以成立“哲學知識社會學”或“哲學統計學”。但“老子傳播學”“哲學知識社會學”或“哲學統計學”是對老子或哲學進行某種外部的研究，就其學科性質而言，更接近社會科學而非人文學，因為它們不是對老子思想或哲學思想本身進行內部的研究。簡單地說，“數字人文”可能會催生一批以人文學為研究對象的新的交叉學科，但這批交叉學科並非人文學，而是關於人文學的社會科學。當然，這個問題我還沒有完全想清楚。

　　問：科技重塑人文，現代科技可以給人文學研究提供新的理論工具、新的研究材料、新的技術手段。那麼，人文如何引導科技呢？

　　錢旭紅 ：現代科學技術在給人帶來巨大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一些負麵的東西。如果缺乏人文精神，科學技術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就會變成脫韁的野馬，對社會和生態環境的衝擊越來越大。人們因此想到在發展科學時必須要顧及社會和自然的倫理，所以就有了環境倫理、動物倫理、醫學倫理等。不過，這些倫理是在追趕先行的科學，所以說是遲到的。但是，倫理不能總是遲到。比如，人工智能將會極大地改變我們的社會，超越以前所有的科學技術。那麼，在人工智能尚未充分發展起來之前，我們就需要提前做好準備，大力發展相關的倫理學，訂立一整套人工智能的倫理規範。

　　人工智能將來麵臨的最大問題是倫理問題。在綠色化學時代是化學和材料學跑在前麵，倫理學落在了後麵，用倫理帽子往化學頭上扣，給它裝上不傷人、不傷害自然生態的籠套；後來出現了轉基因時代，倫理拚命想給轉基因套上套子，最後總算套上去了，但並沒有出現學術規範性的、什麼“綠色轉基因”的說法。現在比轉基因影響更大的，就是人工智能。化學是對著材料來的，轉基因是對著植物來的，人工智能是對著人來的。那我們倫理學還能這麼麻木嗎？應該超前發展，主動地和人工智能合作，研究倫理的人工智能。首先倫理上通了，智能才能夠發展，一定要做到這個地步。我們要做的，不是智能的倫理，而是倫理的智能。

　　問：錢校長這個觀點對我很有啟發。我一直困惑一個問題：如何做中國倫理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也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多次討論。校長的一席話，讓我意識到，做中國倫理學，首先要改變思維，改變對“倫理學”的元理解。倫理學不應該隻把自己框定為一門二級學科。倫理學應該是一種大倫理學：直麵生活世界，直麵時代提出的問題，發揮倫理學對於科技創新、人類生活的價值引領作用。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認為，倫理學是第一哲學。我覺得，我們甚至可以提出一個更強的主張：倫理學是第一人文學。

　　問：我有一個困惑。現代科技的發展不斷加速，就像脫韁的野馬，我們想把它控製住，用一個外在的控製顯然是不可能的；對科技的製約力量怎樣才能從科技內部生長出來呢？換個提法，人文如何內嵌於科技？

　　錢旭紅 ：我提到的綠色化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展起來的綠色化學就是一門科學與倫理融為一體的學科。“綠色化學”中的“綠色”不是顏色，而是一個理念，其內涵就是倫理。這是一個限定詞，就是說在化學前麵套上一個籠子。從源頭入手，不僅充分利用資源，而且不產生汙染，這是綠色化學的核心。它有一些基本原則，比如：采用無毒、無害的溶劑；在常溫常壓下進行反應；生產環境友好的產品，等等。最根本的是化學反應的原子經濟性，即任何一個原子都不能浪費，這樣就不會排出“廢物”。這有一整套理論，是非常龐大的一個領域。綠色化學用這樣一些“綠色”理念重新設計新的路線，突破傳統化學及化工隻關注“產出”不關注廢物排放的思路，取得了一係列成就。我們可以說，“綠色”理念已經內置於“綠色化學”之中，而且它還是化學學科內在發展的成果。現在我們發展人工智能，也要把倫理內置於人工智能之中。發展人工智能，有沒有倫理的範導，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發展結果。綠色化學與傳統化學的區分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三、中國可以為世界文明貢獻怎樣的知識體係？

　　問：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已是時代的大問題。如何立足時代，返本開新，創建獨特的有世界影響力的知識體係？從人文學術發展來看，需要突破的瓶頸和可能的出路何在？

　　錢旭紅 ：大學的使命應該是“育人使命”“文明使命”和“發展使命”。文明的基礎就是知識體係，更多元的就是知識體係、思維體係和精神體係，但最基礎的是知識。我們要對世界有較大的貢獻，需要建立自己的知識體係。毛澤東講過一句話，“我們要一直謙虛，因為我們將來應該要對世界有較大的貢獻”，為什麼說“應該”呢？因為我們還沒做到，還應該努力。建立知識體係的方法大致有兩種，一種方法是圍繞學科學理的，一種是圍繞核心問題的。比如說中醫就是圍繞健康等問題，以健康為核心，將有關中醫的植物學、礦物學、心理學、哲學等融會貫通起來。我們的教育方法也有這樣兩種：問題引導的創新和理念引導的創新(或者顛覆性工具引導的創新)，整體關聯和分解還原完全不同，整體關聯的探索和理念或類型有關，但不是圍繞學科的。比如說，芬蘭把學科專業給取消了，就是圍繞角色和問題來定位的。

　　作為人文學術的創新，我想強調以下幾點。第一是立足前沿，學術研究必須有前沿意識，不能簡單跟蹤。所謂立足前沿，要求你本身就是前沿。第二是聚焦重大，對社會正發生的重大事件要保持高度敏感。比如新冠疫情發生後，就應該思考它可能帶給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麵的衝擊，以及學術方法的創新。第三是有所堅持，不能說新的一定是好的，有時要做中流砥柱。第四是拒絕平庸，學術研究最怕走向平庸化。所謂平庸化，是既不前沿，也不聚焦重大，也沒有做到堅持。

　　問：今天校長的一番話，既明確了學術研究的方向，也是對學報發展的期許。除了注重學術積累的厚重學風，更需要直麵問題的創新能力。聚焦重大問題，包括精準對接國家重大需求、積極回應社會重大關切，也是學術期刊的責任和使命。去年學報特別推出了跨學科城市研究專刊，就是聚焦新中國成立70年來城市現代性的理論與實踐。把城市作為一個問題，而不是作為一個研究對象來看待，就應該有一個超學科的問題意識。

　　問：我是明顯感覺到，近年來學報一直在追求卓越。希望通過辦刊本身，推進學科對話與問題交融。尤其在城市問題這期中，付老師提到的“超學科”概念，我覺得要比“跨學科”這一說法好得多。跨學科容易覺得僅僅是局限於兩個學科之間，而超學科本身就涵蓋了跨學科的意思，但又比跨學科走得更遠。

　　問：“超學科意識”有點像錢校長剛講的“超越性思維”。

　　錢旭紅 ：對，就是我說的super-thinking，可以翻譯成“超思維”。這種說法其實在科學中有專門的領域，叫超分子科學(super molecule science)，或者也稱為超分子化學。科學領域中本身就有“超”這個概念，但人文學科中不怎麼談。

　　問：錢校長，我注意到，您多次強調我們要擁有自己獨特的知識體係，不斷開掘中國原創性思想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您認為，構建中國自己獨特的知識體係的關鍵是什麼？

　　錢旭紅：我們在前麵提到，改變思維既要回歸本源，又要走到最前沿。構建中國自己獨特的知識體係，同樣要重視以下兩點：

　　第一，重視回歸本源，回歸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本源；

　　第二，重視立足最前沿。知識體係是最基礎的，在此基礎上才有思維體係，在思維體係上才會有精神。

　　我們現在整個社會中，非常強調精神的作用。隻有基於精神，我們才能談價值、才能談競爭。可是，最後發現為什麼我們精神性的東西不穩定？因為我們的思維不穩定，我們的思維框架不全麵、不嚴謹。那為什麼思維框架不嚴謹？是因為知識體係就不是我們自己的。要麼我們就退回到以前的中國傳統知識體係中，要麼我們就照搬別人的，我們現在主要參照西方的，因為西方的知識體係比我們的完備嚴謹。

　　因此，對這一問題的解決，就要看我們中國的知識體係在曆史上到底是什麼地位？我們回歸本源後就會發現，中國的知識體係在兩千年前、一千年前還是很先進的。我們有自己獨特的知識體係，由於忽視了形式邏輯，沒有發育成功，但這套思維方式是存在的。西方的知識體係是另外一套體係，而且它發育成功了，影響最大；當然也帶來一些弊端，即所謂執著於分解還原，分解還原最終必定丟掉信息，而不是說還原一個信息就一定能全都複原，關於複原的難度在此先不作過多的解釋。相較於此，中國重視整體關聯，整體關聯有它的優勢，但如果停留在千年前的整體關聯，如果沒有量子哲學、量子思維強調的整體關聯，可能基本上是不會有進步的。像現在的中醫，盡管大家很關注中醫的發展，但要使之真正走向現代，還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對此，我們要在繼承中發展，在批判中繼承。因此，我們就需要回歸我們的本源，重新建立我們的知識體係，並且這種學術治理體係絕對不能是落後的，必須是先進的。所謂先進，是指必須要立足最前沿，掌握現代的理論和方法。基於此，再回頭檢視過往，重拾被丟掉的，繼續向前走，就會有和別人不一樣的獨特的知識體係。

　　知識體係是與教育最相關的。2016年，芬蘭嚐試取消學科分類。在西方的原有知識體係當中，不存在“取消分類”這一說。正是由於看到了學科分類方式、知識體係方式的致命缺陷，為了培養好下一代，芬蘭就將這一現象打破了。但是我們似乎沒有做出這樣的嚐試，如果我們不能夠為社會、為世界提供新的知識體係、新的思維方式，那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就會越來越小了。

　　問：是的，我們不能將傳統的知識體係看得一無是處，但又確實需要清楚有些方麵已不適應當下的需要，對此，有人提出“以中化西”倒是一條路。我們能不能既立足當下，又回望本源、重新出發？

　　錢旭紅：我倒是建議不要用“以中化西”，我讚成中西融合。以前我們常常會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是想強調，我們以前的文明已經提供了一種模式和方法，它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因此，希望通過回歸，不分中西，它是文明的另外一種方法。回歸之後，再將其重新發展。

　　現在要反對單一的思維壟斷，否則很難解決其他問題，如果一個人有兩套思維體係時，競爭力就會大大增強，就會以不一樣的思維方式看問題。我們以前是自然地將西方的與中國的相區分，認為西方的就屬於西方，而不是中國的。中華文明在今天仍然存在，依靠的是文明互鑒。我們要感謝西方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滲透和交融，刺激了中華文明，使它有了發展的新的活力。中華文明，也可以貢獻自己的力量，使之遍布全世界，這就是中國的知識體係，比如老子學說就具有這個特點。如何把它變成一個具有現代性的、遷移性的、開放性的知識體係，這是個大命題。

　　問：正所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錢旭紅：對的。我們現存的最大問題是，要麼放棄民族的，要麼固守民族的，很難做到一種更開放的中間狀態。所謂中間狀態，就像量子思維所講的，光是波也是粒子，光不是波也不是粒子。一般隻講到第一、二層，而第三層，光隻是光量子，是一種新的狀態。這種狀態具體是什麼，無法描述，就是包涵了波與粒子的第三種狀態。這個時候哪個合適就用哪個，是完全看具體實際來決定的。但我們一般都是認為非此即彼，而建立不出另外一個更具開放性的狀態。

　　問：知識體係重建確實是一個大命題。我正在做的課題“倫理學知識體係重建”，尤其是聚焦當代中國。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特別有熱情，但也確實感到困難重重。中國傳統哲學不重視認識論環節，包括您講的思維方式的偏頗，都對今天的知識體係重建有不小影響。

　　錢旭紅 ：是這樣。認識的偏頗，如果是從西方的分解還原模式來講，我們是缺乏的。但在整體論上，我們並不是缺乏。我們是因為缺乏形式邏輯，沒有把這種思維發展出來、沒有找到它的原理。不知道找原理，不善於找原因，所以我們常常是傳統的整體論的做法。老子有一句話，叫“以天下觀天下”，那就是整體性的方法論。比如說我要研究人的時候，就先去研究猴子。把猴子研究清楚了，那對人的研究就基本差不多了。這種思維方式是有的，但我們沒把它嚴格地建立起來。

　　問：從以我觀之、以物觀之，到以道觀之。“以天下觀天下”即是以道觀之。

　　錢旭紅 ：對。這是完全正確的。比如你說研究人手那太複雜了，那就可以先研究雞爪、再研究猴爪，再研究人手，如此相關內容就出來了。但我們現在想問題，已經習慣於西方思維傳統，大拇指、小拇指、食指、中指、無名指、手掌加在一起，就是手，覺得很簡單，事實上這是個典型的分解還原論。

四、“3C”理念與大學之道

　　問：錢校長，您提出新時代大學的三大使命：育人使命、文明使命和發展使命。您把育人放在首位，強調“基於知識傳授和創造的精神、思維、能力的培養”，將知識傳遞、能力培養和立德樹人相貫通，踐行“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大教育理念。獨立自由人格如何培養？您認為需要三種精神要素的統一，即以質疑為第一要素的科學精神、以關愛為第一要素的人文精神、以使命為第一要素的信仰精神。那麼，如何合理定位三者之間的關係？可否將“關愛”視為統領性的核心價值項？如果說哲學是愛智慧，您的成人之道正是一種大教育觀，體現的是關於如何愛的智慧？

　　錢旭紅 ：現在的學生要麼是批判性不夠，要麼就是創造性、創新性不夠。所謂“批判”，更重要的是“質疑”；所謂“質疑”，是對別人的尊重，然後和別人討論一些共同的問題。就現在的學生而言，以質疑為第一要素的科學精神，最為緊缺。第一，不會合理地去發問；第二，不會尊重有禮貌地去質疑。以關愛為第一要素的人文精神，其實是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我國社會主義價值觀中就有“愛”，基督教的核心理念是“愛”，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和“愛”是相通的。

　　問：您指出“人文的第一要素是關愛”，讓我感到，盡管您非常重視道家，骨子裏也很儒家。儒家講仁愛，關懷倫理學主張培育人的關愛、移情能力。在科學與人文之外，您特別提出“使命是信仰的第一要素”，是出於怎樣的考慮呢？在馬克斯·韋伯那裏，“誌業”來自上帝的神聖召喚。中國人由於缺少形上超驗的追求，您用“使命”一詞更覺意味深長。

　　錢旭紅 ：首先，人的思維和精神，單從科學和人文來講是不可能覆蓋的。其次是受老子“三生萬物”思維的啟發，這個世界能代表複雜性的，至少要有三個以上的東西。所以必須要有第三個，那能夠超越人文和超越科學的，就隻能是信仰。如何判斷一個人有沒有信仰，就看他(她)有否超越自我的使命感？信仰不是通過你的各種儀式、學說來展現，而是看你是否踐行了你的使命，通過你的日常點滴能夠看出來。

　　琢磨“質疑、關愛、使命”這三個關鍵詞，我想了三十年。第一個想清楚的是“質疑”。1998年我應邀做一場關於“科學精神”的科普報告，根據自己的研究經曆，我歸納出屬於“科學精神”的八個概念，排在第一位的概念就是“質疑”。2012年我出版《改變思維》這本書時，就想到用“關愛”來凝練什麼是“人文精神”的要義。此後，我一直在思考，信仰一定是很重要的，可是哪個詞最能代表信仰，而且是更聚焦的，後來才凝練出“使命”這個詞。

　　問：錢校長的這三個理念，正是超越中西的超思維(super-thinking)的體現，具有人類文明的普遍價值。

　　問：這三個概念，似乎也可以用“三個C”來標識——質疑(Critique)、關愛(Care)、使命(Calling)。

　　問：我們已經把孟憲承校長所講的“智慧的創獲，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會的發展”概括成了“3C”，也就是Creativity， Character， Community。到您這裏的“3C”，可謂一脈相承。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當下，如何實現真正的“關愛”，正是人類最為緊缺的價值和行動。

　　錢旭紅 ：對，最典型的是人文領域，你會發現一些人，他可能大提琴拉得很好，講起曲調來頭頭是道，但是他和別人交往時，卻不懂得尊重別人，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人文的關愛。論人文，“人”才為更重要的核心，這是不能忽略的。

　　問：近年來，哲學係的同仁越來越意識到哲學教育的重要性。我們依托馮契學術成就陳列室，挖掘馮契“兩化說”(理論化為方法，理論化為德性)的哲學教育意蘊，正在哲學專業教育、哲學通識教育、少兒哲學等領域進行積極探索。哲學教育的意義，不止是培養專業的哲學工作者。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哲學教育旨在塑造人們對於自然和人類的基本理智、情感和意誌的傾向，進而通過人的改變實現社會的改變、世界文明走向的改變。在此意義上，哲學、教育和社會理想與方法及世界文明的改造攜手並進。

　　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從“量子三句”到大學“3C”，從“改變思維”到“人類精神的重塑”，您對科技人文、對人的教育的重視，可謂一以貫之。最後，請您談談新時代的大學理想。

　　錢旭紅 ：一所大學，應當麵向人類，麵向世界，麵向未來，努力成為新學術、新科技、新人才的策源地。新時代的大學教育，需要培養獨立的精神、自由的人格、創造創新的活力，而這些又以思維能力的培養為前提：健全地擁有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為此，我用業餘時間所著的新版《改變思維》和初版《大學思維——批判與創造》均將在本月底出版，以服務於思維教育的推進。“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是將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充分結合。思維訓練比知識傳授更有難度，也更有益處。它與學科專業的曆史融合在一起，表現形態常常為科學中的人文、人文中的科學。新時代的大學，需要改革“唯”單純知識點傳授的教學，改革“唯”單一學科點的研究，探索新的育人和研究模式，切實提高每一位教師、每一位同學的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創造一種追求育人卓越和學術卓越的校園文化和校園精神。

　　華東師範大學是新中國組建的第一所社會主義師範大學，辦學宗旨應該立足於培育馬克思所說的“自由而全麵發展的人”，既堅守責任使命、又高揚靈魂個性的人。通過“質疑”“關愛”“使命”精神的塑造，實現智慧的創獲、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會的發展。

　　也許，這就是新時代的大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