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劉琛(化名)以湖南省文科第二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元培學院，成為“大類招生”實驗班的一員。

　　“當時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幹什麼、能幹什麼，於是換了很多專業。先去學物理，卻敗在了數學上。後來去學金融，也不喜歡，然後又跳到政管，這個時候已經大四了，頻繁換專業讓我隻能延期畢業。拍畢業照的時候，每個人都跳起來扔掉頭上的帽子，我延期畢業，沒有帽子，在一群快樂的人中，格外寂寞。”劉琛說。

　　劉琛不斷輾轉的學業之路，雖有點異乎尋常，但不失為大類招生中的一個典型案例。從21世紀初北京大學元培學院開始，大類招生逐漸揭幕。改革鋪開之後，個人選擇的自由與迷茫，製度創新的空間與界限，社會效果的權衡和取舍，都通過一次次的實驗以及隨之而來的爭議逐漸展現出來。支持者說，大類招生凸顯通識教育，更有利於才能和個性的自由發展。反對者稱，大類招生強調“大”，卻失於“專”，反不能人盡其才。十幾年大類招生得失幾何?在2017年高考結束不久，考生填報誌願前夕，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

高校招生的必然選擇

　　湖北省教育考試院高等教育考試辦公室主任胡向東認為，采取大類招生的方式是高校的必然選擇。

　　“我記得2014年曾有一個調查，關於大學生對所選擇專業的態度，數據顯示，近50%的學生不喜歡自己的專業。在這種情況下，大類招生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讓學生和高校能共同成長。”胡向東說。

　　大類招生還承擔了學生成長的緩衝和過渡功能。“不少高中生對專業的了解不多，在高校前兩年的通識教育後，更容易發現自己的興趣點所在，否則，他們專業的選擇幾乎可以說是‘盲選’。”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方平說。

　　大類招生也是高校招生日益激烈的客觀需求。“大類招生對高校的觸動更大，越來越多的高校要加強自身建設，提升課程質量，提供更多通識課程和組合課程。這對學生來說，也是十分有利的。”胡向東說。

　　除了減少盲目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馬進喜認為，大類招生給了學生更多的自主權。“經過一年的大類培養，我們將根據學生學習興趣，在導師的指導下選擇專業學院繼續學習，二年級結束時才在專業學院內選擇自己心儀的專業。此外，如果此後的學習年限內專業興趣發生了改變，學生仍可進行專業轉換。這樣的靈活選擇能讓學生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有更多思考。”

給學生試錯機會

　　盡管有靈活高效、通識培養等諸多好處，但是，在中國教育科學院研究員儲朝暉的眼中，大類招生卻是個“無奈之舉”。

　　“這是被目前的beplay體育手機培養製度和單一化的高考評價體係逼出來的。單一的知識考試，擠壓了學生發現自我特長的機會。”儲朝暉說，“曾經有人谘詢我應該報什麼熱門專業，當他詢問學生的優勢和愛好時，對方卻一臉茫然。我們的現狀是，大部分孩子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這時候，大類招生這樣的方式無疑給了學生一個緩衝，一個發現自我的機會，也給了他們試錯的機會和可能。

越來越多高校的共識

　　回到開頭那個故事，“發現了自我”後的劉琛後來考取了劍橋大學的碩士、博士，如今已經在香港大學獲評了副教授。大類招生的實驗在他身上可以說是成功了。

　　十幾年曆程後，盡管有現實的無奈和困境，但當它成為越來越多高校的共同選擇，一定有其從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勢的應然與必然。

大類招生如何更趨完美?

　　胡向東認為，高校應加強自身建設，以適應大類招生的考驗。“國外高校的課程組合更靈活，我們還需要更好地提升課程質量，給學生更多選擇。”

　　儲朝暉表示，應該把培養方式前移，“應更多地在高中開啟大學先修課、職業生涯規劃課等，讓學生盡快找到自己的天賦所在”。

　　程方平談道：“大類招生也不宜搞‘一刀切’，不少高校把通識和專業分割得太清楚了，要麼是‘大通識’，進入專業的時間比較漫長，要麼是‘大專業’，通識教育的時間少。我覺得，可以適當做一些‘小通識’的實驗，更好地兼顧通識和專業，讓大類招生更趨完美。”(記者 姚曉丹)